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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热点回首

作者:华体会 时间:2022-05-04 00:31
本文摘要:2020年的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继续出现百花齐放之势,主要集中于晚清民国史、政治制度史、革命史、军事史、民族边疆问题、中外关系研究等方面。本文将从以上几个方面着眼,对其举行总结与归纳综合,以求教于方家。 中共革命史研究 中共革命史研究近年来随着新革命史的兴起,重新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金冲及的专著《星火的启示:革命凭据地的建立与生长》,通过六篇论文对中共革命凭据地的历史举行重新解读,颇有深度。黄道炫的《整风运动心灵史》一文认为,整风的价值或许是对中共新的政治文化的缔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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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继续出现百花齐放之势,主要集中于晚清民国史、政治制度史、革命史、军事史、民族边疆问题、中外关系研究等方面。本文将从以上几个方面着眼,对其举行总结与归纳综合,以求教于方家。

  中共革命史研究  中共革命史研究近年来随着新革命史的兴起,重新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金冲及的专著《星火的启示:革命凭据地的建立与生长》,通过六篇论文对中共革命凭据地的历史举行重新解读,颇有深度。黄道炫的《整风运动心灵史》一文认为,整风的价值或许是对中共新的政治文化的缔造。整风以运动的形式,通过训导和规范,促使党员在个体选择、小我私家生活上自觉按党的期望和尺度要求自己,把自己打造成对党完全忠诚的“透明人”。

整风对自由主义、小我私家英雄主义的批判具有不行低估的意义。孙健伟的文章《“黄金抗战”——胶东抗日凭据地的黄金斗争与运金延安》认为,中共胶东党组织发动抗日军民开展 “黄金抗战”的基础任务是将黄金运至延安。

在国民政府对凭据地经济封锁的严峻形势下,黄金成为中共实现自给自足的重要物资储蓄。抗日战争时期,胶东抗日凭据地向党中央输送了约13万两黄金,不仅缓解了中共抗日经费的燃眉之急,而且从物质上支撑了中共敌后抗战的胜利。霍新宾的《中共早期五四纪念及其内在理路》一文认为,中共建党初期,除提倡“到民间去”“打垮军阀”的纪念话语外,还将“五四纪念”付诸实践,以青年团向导学生发动民众,从事救国运动。至国民革命时期,中共进一步充实五四纪念话语,开展对民众的革命发动。

中共早期五四纪念话语的演变与纪念体系的形成,奠基了五四阐释的基本范式。张德明的文章《中国共产党与对日战后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置惩罚(1945-1949)》指出:抗战胜利后,中共各解放区都举行了抗战损失与日军暴行的观察。中共虽然不能掌握对日遗留问题处置惩罚的话语权,但仍最大水平地处置了日本战犯与汉奸,维护了自身利益,后由于国共内战的发作,导致许多遗留问题未能妥善解决,部门问题直到新中国建立后才得以处置惩罚。  在中共的武装斗争研究上,张永的《1932年北方集会与中共的华北建军实验》认为,暂时中央于1932年6月召集北方集会,提出阻挡“关门主义”,在北方发动游击战争,建设红军。

华北党组织在河北、山东等地提倡农民暴乱,建设了一些游击队。中共特科与地方组织对西北军、东北军等国民党军队也增强了渗透,并在1933年察哈尔抗日运动中掌握了数千人的军队。

这些实验虽然都遭遇挫折,但在北方军队和地方社会中散播了许多革命的种子,建设了不少关系网络,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华北的崛起打下一定的基础。齐小林的《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弹药泉源问题研究》认为,战斗缴获、军工生产、民间收集和购置以及向国民政府请领,是八路军获取弹药的四种主要途径。

八路军获取弹药途径的庞大及其努力状况,既体现了抗战时期统一战线的大配景,更反映了中共超强的社会发动及执行能力和灵活多变的政策、计谋。  近代政局与人物  在近代政治制度及派系研究上,李文杰的专著《辨色视朝——晚清的朝会、文书与政治决议》实验疏通晚清时期中央政府的政务流程与决议历程中诸多细节,尤其注意对重要史料的细致解读和细节的深入挖掘,从制度史的视角,探讨晚清高层政治决议的特征。董森林《晚清“三团体”关系及走势研究》一书在厘清湘系、淮系和北洋团体各自群体状况的基础上,特别注重考察其间关系和走势,展现其“多边互动”的庞大情状。张海荣的专著《思变与应变:甲午战后清政府的实政革新(1895—1899)》着重考察的是受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清朝统治阶级也开展了如何自救的热烈讨论,并在编练新军、修筑铁路、开掘矿藏、开办银行、推广邮政、革新教育等方面接纳了一系列实质行动。

桑兵的专著《历史的原声:清季民元的“共和”与“汉奸”》则从差别层面努力深化对辛亥民元历史大变更的认识,领悟各种新旧质料,订正重大史事的错误,澄清学界坊间的种种相互歧异的说法,关注以往大历史较为忽视的人事。王宏斌的专著《清代内外洋划分及其统领权研究》则是考察了清代的文官衙门、外海水师对内洋、外洋等近海水域的行政、军事及治安统领体系。韩策的论文《派系分合与民初司法界的革新》认为,民初司法界的部院之争不仅因政权更迭之初,执法制度不备、权限不清,而且有其显着的派系泉源,带有党派和南北之争的色彩。

  在对国民党统治制度的研究上,郭昌文的专著《国民政府对地方实力派的整合(1928-1937)》从民族国家的视角将国民政府整合地方实力派的主体与客体,置于同一历史场域举行探讨。既分析中央政权的整合的制度与计谋,亦兼顾地方实力派的视角。王才友的《浙江国民党下层党务生长之考察(1927—1931)》认为,从浙江国民党的党务生长中可见,其党务生长在城乡漫衍上极不平衡。

各地党部往往借助旧议会的权力转移、宗族和地方派系深入地方。通过考察发现,国民党在浙江蓬勃地域的政治影响力反而远不如落伍地域。浙江国民党的“嵌入史”,可为重新审视国民党的党务生长提供一个新视角。  在近代人物研究上,李文杰的专著《日暮乾清门:近代的世运与人物》实验从制度的视角,重新解释影响历史走向的诸多政治事件,勾勒了一些历史人物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体现,展现这些人所熟悉的史事、人物背后一些幽微的线索,希望给读者带来一些新的启发。

张仲民的专著《叶落知秋:清末民初的史事和人物》从晚清民国的种种报纸、档案、日记及厥后的回忆录中,考证出胡适、陈寅恪、严复、刘师培、梁启超级人不为人知的一些行动或文字,极大地富厚了我们对清末民初历史和这些重要人物的认识,展现了已往那段历史的另一面。李欣然的新著《处变观通:郭嵩焘与近代文明竞争思路的开端》从郭嵩焘的生平履历和思想变化中,不但纯探讨一小我私家物如何“超时代”,更试图看到他如何在同时人配合体贴的问题上形成了奇特的解答思路。张海荣的论文《“行险以徼幸”:杨崇伊的仕途与人生》认为,杨崇伊是晚清政坛少有的在清流与淮系之间左右逢源的人物,以其奇特方式到场并影响了高层权力运作,也为认识晚清言官制度的流弊和慈禧太后的政治权术提供鲜活个案。

此外,《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6期刊发了“唯物史观与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专栏,讨论了对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商人等群体的评价问题。  近代军事史研究  近代军事史的研究一直是政治史研究的重中之重,2020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依然延续了这一特点。在晚清军事史研究上,顾建娣的《太平天国运动后江南驻防的恢复与重建》认为,太平天国战争竣事后,清政府急欲恢复江南驻防旧制。但地方督抚常以资金匮乏为由拖延清廷的谕令,直到1898年八旗兵制革新,江宁驻防旧制也未能完全恢复。

究其原因,既因太平天国运动使晚清财政制度发生了庞大厘革,也因驻防八旗所要恢复的以骑射为主的旧制与两江总督希望建设的以新式枪炮为主的军队新制相比落伍时代太远。孙明的《乡场与晚清四川团练运行机制》认为,晚清四川的“场”从经济社会的中心成为政府认可的实际行政层级,统辖乡脚、团保及属场。围绕团练等“公务”,县政中形成了“以团养练”等包干式的财政供应机制、“议粮”为标志的议事法式、公局“席位”等代表性人事保障机制。

“公务化行政”通过种种正式与非正式的体制机制,含纳并罗致社会中的人力、经济、代表性等资源。以乡场为承上启下的枢纽,县政得以运行。

吉辰的《张之洞督鄂时期的军械购置、制造与日本因素》认为,湖北军队使用的武器装备因为张之洞大量购置日械的情况下变为德、日混杂。这些军器商业皆由大仓组、三井物产会社等财阀经手。

张之洞先后为两江与湖北订造军舰时亦选择了川崎造船所,使得这家原先缺乏造舰履历的造船厂获得了充实的磨炼。张之洞的军械购置、制造政策,反映了甲午战后日本势力在中国的扩张。彭贺超《清末练兵处调入留日士官生原因考析》认为,恒久被学者广泛征引的哈汉章回忆录,将练兵处调入留日士官生的原因归结为派系权力斗争,这并不完全切合史实。练兵处调入留日士官生是在袁世凯主导下举行的,与所谓的派系斗争并无直接关系,而是尚有他因:袁世凯需要士官生淡化练兵处的北洋色彩;练兵处需要士官生增补紧缺的军事人才,并借机从地方督抚手中收回留日军事教育主导权。

  在民国军事史研究上,吴敏超的专著《抗战变局中的华东》以抗日战争中华东地域的苏南、苏北、浙西、浙东、皖西等地方为场域,从军事史、政治史和社会经济史各层面,论述多方气力在这一区域的博弈和演进,以此出现华东地方社会在抗战时期履历的关键性变更和诸多日常性面目。贺怀锴的一文《抗战时期长江流域国民政府水师敌后游击战》认为,国民政府水师总司令陈绍宽提出抽调水师主力到长江中下游敌占区开展水雷游击战。1940年1月,水师建立长江布雷游击队,揭开水师抗日游击战的序幕。国民政府水师布雷游击队,破坏了日军长江水道交通,增强了民族抗战的自信心,推动了战争胜利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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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外关系史研究  中外关系史与近代政治密切相关,学者们讨论较多。在晚清中外关系研究上,贾小叶的《胶州湾事件中清政府的对俄外交》一文认为,俄国围绕胶案的决议始终没有顾及中俄同盟。

从其国家利益出发,最初俄国的决议履历了由派舰赴胶到取消俄舰赴胶的转变。当中方求俄未果、决议暂不求助俄国时,俄舰却不请自来,以中俄同盟为捏词,实则意在占领旅顺、大连,清政府欲拒不能。清政府围绕胶州湾事件展开的对俄外交,袒露出了主持外交者的懵懂与无知。

英国学者杨国伦的专著《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也在今年翻译再版,为研究清末中英关系史的力作。  在民国中外关系研究上,段永富的专著《从“理想”到“现实”:美国对伪满洲国政策的演变(1931-1941)》考察自九一八事变后至珍珠港事件前美国对伪满洲国政策的演变。

书中对美国与伪满洲国来往的一系列重大史实举行一一考证,厘清双方来往的诸多细节,并将其置于美国远东战略中举行总体考察。徐志民的专著《留学、战争与善后: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则分析了近代中日关系史中的留日学生、日本侵华及战争善后等重要问题。吴文浩的《跨国史视野下中国破除治外法权的历程(1919—1931)》认为,近代中国首先相识、采行日本的措施,即在5年内革新执法及司法,然后取消治外法权,但未能藉此破除治外法权。北京政府一度试图接纳暹罗的措施收回上海会审公廨,进而解决法权问题,亦未乐成。

20世纪20年月,国民政府取法土耳其以取消治外法权,但在列强阻挡后,只能提出折中土耳其与暹罗措施的方案。肖如平、丁书颖的《英国与南京事件谈判(1927—1928)》认为,南京事件发生后,英国先是团结美日等国向武汉国民政府提出五国团结通牒。

宁汉破裂后,英国选择从汉口撤使,转而与南京国民政府谈判。然而,由于英方拒绝致歉和答应修约,中英谈判一波三折。

中英南京事件的谈判历程,既是英国对国民党政权由张望到认可的历程,也是国民政府钻营与英国修订新约、建设新型中英关系的历程。  (作者:李 洋 单元: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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